我的父亲吴之凤，1911年5月2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市西门外，一乡绅之家，家中子女排行老二，1982年7月31日，因患癌症去世。

父亲自幼聪明、顽皮、学习成绩倒是不错，在他上了初中一年级以后，经人引导、点拨，他向祖父提出要去上海念书，选择去同济大学中学部（当时的同济大学在上海吴淞镇）。祖父思量多日答复同意，并表示愿意拿出200块大洋供其学业之用；并嘱其，不去则矣，去则一定要念好，为老爷子争口气！（当时常州小地方，封建大家庭里，还很复杂，爷爷是力排众议，决定支持父亲赴沪深造）。

1925年他考进同济大学中学部，从初二插班进入。

父亲告诉我，初一、二年级还有不少中国老师，到了高中全部德国老师，到了大学更是全部德国教授给他们授课，所以父亲的德语功底是很深的。他完全在德语氛围和德国教师的教诲下度过了10年学校生涯。

大学期间父亲他们受到德国教授严格、严谨的训练和指导，一位教授告诫他们说，什么是设计？设计就是学会“擦橡皮”！ 意思是大胆设想，反复修改！当然画错了，就要修改，就要用橡皮擦掉。（从某种很形象的角度讲，设计的过程就是不断擦橡皮的过程）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设计一台内燃机，在设计排气阀的时候，教授转过来，站在他旁边看了一阵，用手指敲打着排气阀的图面，说道：你设计的这辆汽车谁买得起啊？ 意思是指父亲设计的阀过于考究、复杂了，当然制造成本就高了。父亲很捣蛋，他马上用橡皮擦掉，修改，画了一根绳子，下面吊了一个秤砣，然后，请教授过来看，还问他：这下你买得起了吧！那位教授过来一看，背过身就走掉了。当然，他知道父亲与他开了个玩笑。

在德国教授指导下，他们把有代表性的动力机器几乎都设计过了：有火车的机车，大马力柴油机，汽油机，纺织机，桥梁等等。

我曾经问过他，你的阿拉伯数字怎么写的这么漂亮，与印刷的一样？他说，德国教授对图面的要求非常严谨。那时候是下了功夫练的。正因为在大学里接受了德国教授的精心培育，使他具备了深厚的机器设计能力，为他之后从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夏天，他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机械系。

一、 科技、实业，支援抗战

1、参加建设“中央钢铁厂”，“云南钢铁厂”

1936年夏天，父亲于国立同济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招募，作为“中央钢铁厂”的技术人员，派往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参观实习，学习钢铁厂的运营、技术和管理。

1936年中央钢铁厂的诞生（选址湖南湘潭下攝司，湘江北岸）正是在资源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实施的国防重工业建设项目，是为了国防和抗日战争服务的……

这些被选中的技术人员，大都是从国内、国外留学生，特别是德国留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他们专业基础好，再加上严格而正规的实习锻炼，效果都比较好。

1937年2月，由筹备委员会委员靳树良为队长，率领父亲等七人从上海启程，乘轮船前往德国柏林，开始了三年的留学旅程。

以下是在克虏伯钢铁公司实习人员的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是我父亲）。

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得中德合作好景不长，最终成为泡影。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七月中旬，行政院鉴于战事局势进展迅速，已实际影响到湖南安危，于是不得不下令资源委员会：“中央钢铁厂厂地各工程暂停进行，所有机器、工具拆卸，运至湘西”。

历时两年的紧张热烈的钢铁厂建设结束了。

战争使得建厂物资（设备、机械、材料）供应中断，只有部分钢铁厂设备从越南海防上岸，走陆路（火车、公路）运抵昆明。前期运抵上海的物资、设备、机械、材料，均遭淞沪战争之日军炮火，损失惨重！

中央钢铁厂尽管最终未建成，但通过此番努力，还是取得了可贵的建设经验及人才储备。

随着中央钢铁厂停建西迁，1938年7月后，国外实习人员也先后被召回。父亲因实习后期被派往瑞士工厂实习铸造，为期半年，于1939年上半年回到昆明报到。

父亲因回国较晚，所以回国后就直接调入五十三兵工厂，负责铸造分厂的工作。当时国内报纸赞誉“五十三厂是抗战中成长的国防工业，是制敌于死亡的军火源泉”。

1938年．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云南省政府为解决云南地区兵工厂、机械厂生产建设的需要，决定在云南建设钢铁厂。资源委员会指派严恩棫、王之玺先行对建设钢铁厂的资源条件实施调查，并为钢铁厂勘址。最终确认了易门铁矿、一平浪煤矿和钢铁厂的厂址。资源委员会决定把云南钢铁厂建于距昆明十公里处的安宁县郎家庄，（今昆明钢铁公司所在地）。 所以我父亲又被召去，参加云南钢铁厂的建厂工作。起初还有一些设备、材料从海防，经陆路运到昆明，工程进展较快。到了1939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占领了海防，我们的运输线就彻底中断了。当时建厂，有许多设备部件要自行设计，制造配套。父亲在德实习就是学的设备维修，所以，他也就成了一时的主将了。但必竟当初设计、计划从国外进口的机械、材料无法实现供货，使得建厂工作进展缓慢，困难多多。

参加建设初期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靳树良、谭振雄、吴之凤、许声潮，杨尚灼、方刚等。主要是德国留学实习的部分人员组成。钢铁厂建设的同时，易门王家滩铁矿建设、一平浪的炼焦生产和昆阳耐火材料的烧制工作，也都同步地进行。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到1943年建成了50吨高炉一座，1.5吨贝塞麦转炉两座、矿山、炼焦等配套工程也相继完成。高炉、转炉先后于1943年6月和12月先后投产。

2、应前线之急，承接、研制“漆包线”轧辊

1942年下半年，父亲自德国实习结束回国，已在资源委员会服务满三年。当时云南钢铁厂建设工作中，父亲分摊负责的工作，大部已完成，同时不断有新的技术人员加入，充实了建设队伍。 另一方面，母亲、外婆、携我大哥、大姐，以及常州家中工厂里得力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一并来到昆明与父亲团聚。所以，家庭开销比较大，（父亲花钱手脚又很大）生活上的经济压力、负担比较重。

所以，他向资源委员会提出辞职，自谋生路。父亲决定到昆明开办机器厂，我们的家便离开了安宁县。选择在昆明西站，龙翔街办厂。（在西南联大下面，云南大学的隔壁。） 厂子虽然不大，但铸造、机械加工等冷、热加工齐全。

其实，父亲出来开厂，固然有改善生活状况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自由了，可以做他自已想要做的事情。父亲一直关注着抗战的信息，昆明是滇缅公路的集散地，各种抗战的物资来来往往的运输忙。可是，当时的汽油也是十分紧张的。父亲的脑子里一直在构思取代汽油的好办法。

工厂开工后，主要承接各家兵工厂的零、配件加工和生产制造。父亲把厂里的生产营运交给了厂里的老师傅料理。他带了几个人在外面试验他的“木柴瓦斯发生炉”取代汽油，开汽车。

从设计到制造，他亲自动手，日夜投入。最终实验的结果是“不稳定”。父亲告诉我，有时踢一脚上去，发动机就停了。可是他不气馁，总是不断改进，不断试验。（这项技术，后面还派上了大用场）

1943年，中央电工器材厂要生产“漆包线”。

因为当时中国驻印远征军和滇西远征军，都接受美国军事教官的训练，均配备美式武器装备和先进的通讯联络设备。 此时，该厂也接到任务，要设法生产制造通讯器材。可是，没有“漆包线”，通讯器材是做不出来的。另一方面，前线维修通讯器材也需要漆包线。（绕线圈）

云南有的是铜，但要把冶炼出来的“无氧铜板”，变成细铜线，必须经过轧制。所以急需轧辊。

于是，他们找到父亲，希望解决这个难题。父亲一听是前线急需，尽管有难度，还是一口答应了，承接了这份军工订单，总共是8个轧辊。

接下来要为这么多轧辊准备材料，流动资金便是个大缺口。父亲便出去找朋友想办法，经过多日奔波，很巧，找到一位常州老乡，在中国农业银行管信贷。父亲便与之商量。对方一听是军工产品，立刻同意贷款。

接下来一切生产准备工作按部就班顺利展开。父亲与木模师傅商量，确定了轧辊的铸造工艺。之后，就放手让领班去做了。此时父亲的心思还在“木柴瓦斯发动机”上，成天在外面搞试验。厂里铸造的轧辊一连废了好几个，都不成功，他也不管。有道是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得快。周围的人纷纷议论，有人说，吴之凤这回要把老婆都赔进去了。母亲和一些要好的朋友都劝父亲把外面的试验停下来，回到厂里解决废品问题，父亲接受了大家的劝说。

回到厂里，父亲仔细分析了工艺、操作的全过程，报废的原因终于被他找到了。父亲告诉我，轧辊铸件头天下午浇注，开箱后是完好的；过了一夜，第二天去看，全开裂了。这是属于一种冷裂。由于泥芯烘制出来后，在局部有裂纹，工人师傅没当回事，便配模、合箱了。在接下来的铁水浇注过程中，铁水钻入泥芯的裂缝中，形成了披锋。这个披锋在轧辊冷却、收缩过程中，成了“应力源”！导致辊体从披锋处开裂。

后来，在泥芯烘制出来后，找到裂纹处，用耐火泥全部填实，避免钻入铁水。采取这个措施后就成功了。浇注好的轧辊再也不开裂了。父亲告诉我，一共废了13个，第14个成功了。

军方后来多买了两个，算是给父亲补回一点损失。轧辊成功之后，靳树良等在昆明的钢铁行业科技人员，自发给父亲开庆功会。靳树良还即席赋诗一首。父亲告诉我，他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何时制造原子弹！

3、滇缅公路上跑的汽车。用上了他制造的活塞环

由于在昆明郊外试验木柴瓦斯发动机，结识了许多南洋机工、司机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开的是美国福特卡车跑运输，卡车发动机的活塞环磨损很快，又很少有配件，许多车就趴窝了。父亲想，我一定要帮他们解决这个困难，也算为抗战做贡献吧。

于是他就收集活塞环的有关技术资料，并在自己的工厂，完全按照美国标准的成份，来试制活塞环。将做出的活塞环给机工们跑车试用。他们跑车使用后，认为性能不输于进口货。但是，福特正牌进口活塞环是黑色的，而父亲做的却是铸铁切削加工后的本色（银色）。 于是他又翻书查资料。结果，在他从德国带回来的《化工标准、手册》（全套十二本）中，找到了答案：“磷化处理”。于是就用家中的盆、碗、盘子等作为器皿来存放药水，进行磷化处理。经过反复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处理后的产品与进口货一模一样。机工、司机朋友们见了非常高兴。接下来，就批量生产，为滇缅公路运输做出了他的贡献。

二、解放前、后为民做贡献

1、苏南农田排灌系统没法运行，怎么办？

抗战胜利后，父亲举家返回常州。到家后不久，便接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聘书，聘请他去参加接收“鞍钢”的工作。可是爷爷不同意父亲前往，让他继续管理常州家中的工厂等产业。 很遗憾，失去了为国家钢铁治金事业作贡献的机会。（其他赴德留学实习的同事，大部分都受聘去了鞍钢。留德实习人员中，除齐熨去了台湾，其余所有人都留在了大陆。之后，他们都成为国家钢铁冶金事业的栋梁！！）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时候，苏南农田的排灌系统都已经机械化了，水泵运转的动力不是电机，而是柴油机。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际，正是稻田育秧、插秧的季节。因为打仗，老百姓根本买不到柴油。柴油机没有油就开不动，水泵也无法工作。这田中放不进水，稻子怎么种啊！

作为一方乡绅，各方面的求救信息都汇聚到我们家。父亲觉得此乃关系广大民众吃饭之大事，不能不管！ 于是他拿出他在昆明试验“木柴瓦斯发动机”的技术，改用江南最多的燃料“砻糠”取代木柴。经过重新设计、制造、调试，终于使砻糠瓦斯发生炉产生的“瓦斯气”，作为燃料进入柴油机，柴油机轰隆隆开动起来了，水泵也出水了！！。

“砻糠瓦斯发动机”开发成功，在江南大地作为一大喜讯，广为传播。父亲马上安排家里工厂加班生产“砻糠瓦斯发生炉”，以便与柴油发动机配套，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无偿提供图纸，让更多厂家参与生产“砻糠瓦斯发生炉”，以便有更多的无油柴油机能够转动起来，帮助农民播种。 就这样，江南、江北广大农村的稻田终于“不误农时”，呈现出一片人头攒动、欢乐插秧忙的景象。

1949年～1950年夏父亲任常州市人民代表、苏南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曾为苏南公署编写农业机械化的初步规划。他所研制的砻糠瓦斯发生炉参加了华东区在上海组织的展览会。

1984年常州市编写“常州机械工业发展史”，将“砻糠瓦斯发生炉”列入重点事件。相关人员还赴西安找到我们兄弟，欲采访父亲，可惜他已去世。

2、高炉生产，没有鼓风机怎么办？

1950年，常州家里的工厂，因资金链断裂，不得已而关闭。

父亲到上海谋生。在“中国农田水利工程公司”挂职。解放前，战乱不断，导致中国的重工业非常薄弱。大量机器设备依赖从国外进口。而解放后，进口设备，已成不可能。而国内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已然初起，钢铁行业必定首先大发展，与钢铁生产相关的重要辅助设备已有市场需求。“中农公司”联系到了一个项目，罗茨鼓风机的设计。 父亲是内行，他知道这是高炉生产，送风之必要设备，之前全部依赖进口。父亲深知此事的轻重。他便一口答应，承接了这项任务。

此时有一位姓王的常州青年，刚刚从交大机械系毕业，正需寻找就业。经人介绍，父亲便将之收为助手，协助设计工作。

经过父亲的指导、调教，这位青年很快进入角色，学会了查阅资料的科学方法。年轻人吃、住、工作都在我家。我家一直保留着那张“零号图板绘图桌”。还搬到了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汗流浃背的辛勤劳动、设计工作（那时恰逢天热），终于完成了全套设计图纸，交付给客户。这样父亲也算是为解放后的国家钢铁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设计完成了国内第一台罗茨鼓风机。

三 受聘交通大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工科大学的老师叫做

Engineers in Education Secter

——在德国，要做工科大学的教授，你必须有十年以上的产业界实打实的履历；而且是要做到总工程师、总设计师这个位置，你才有资格申请。否则，免谈。

1952年，中国政府在国内各大专院校间，实施了院、系调整，并在教育领域内实施了“全盘苏化”的政策。

上海的诸多大学，原来都是参照欧美的模式，学院内部结构只界定到各个系，围绕“系”的概念，建立知识结构，知识面比较广；而苏联模式，是界定到系内部的各个专业，围绕“专业”的概念，建立知识结构。各系的下面就分割出了许多的“专业”教研室。

1954年，交大也面临这样的局面，要按照苏联大学中的结构，增加设立多个专业教研室和实验室。

交大机械系主任周志宏教授，是我们国家钢铁冶金学方面的前辈。抗战期间他也在昆明，所以他对我父亲是熟悉而了解的。此时，系里要增设铸造专业，他便想起了我父亲，于是他多方经朋友联系，了解到父亲在上海的住址，便登门求贤，请父亲到交大任教。

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华茶公司内燃机配件厂，担任总工程师。我们家住在长乐路的花园洋房。该厂是父亲一手组建的。（该公司原本是做茶叶生意的，解放后统购统销，茶叶生意没法做了。无奈，商业资本转投实业，找到父亲帮忙。）

所以起初，父亲婉言推辞了。可是后来，父亲告诉我，周先生人家是四顾茅庐了，实在不好意思；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自大学毕业以来拼博了十几年，也是应该到学校去总结、提高一番。于是便答应了周志宏教授的邀请，到交大去任教。

1、积极拥护迁校

对于当时国务院做出的迁校决定，我的父亲是从心眼里表示支持、拥护，而且，他还支持母亲加入“西北考察团”，回来宣传支持迁校。

1955年，我的大哥吴立强在上海考取大学，填报志愿时，征求父亲的意见，

父亲明确表示，填报交大铸造专业。 从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出父亲对迁校的鼎力支持。

2、西安市第一炉钢水，从他的手中流出

1958年“大炼钢铁”的形势，只有那年代的人，才会有切身的体会。交大西安部分也不例外，任务交到了父亲的手中，于是他安排教研室纪嘉林老师绘制转炉壳体的图纸，焊接教研室车间负责制造炉壳，铸造专业51、52两班学生，在父亲带领下，给炉壳“打炉衬”（耐火材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开炉冶炼那天，父亲是总指挥，最关键的技术是用肉眼“看火苗”（颜色），以判断冶炼的进程，由父亲亲自操作。经过十几分钟的冶炼，经父亲观察下来，各种杂质元素均已氧化完毕，此时的火苗真所为“炉火纯青”。 出钢！父亲一声令下，哗哗的钢水倾转而出。西安市的第一炉钢诞生了！

接下来的任务又来了，通知我父亲带领51、52两班铸造专业的学生去商洛地区炼铁。

当时商洛专区，地委书记是大炼钢铁的总指挥，父亲便是书记的“总参谋”。

在全专区范围内，星罗棋布了许多的“土高炉”。父亲常常应下面的召唤。去到基层的小高炉“会诊”、指导。山路崎岖，风吹雨淋，他都不在乎。深入现场，调查分析，找到故障原因，提出解决办法。他深受当地民众的好评。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终于使所有“土高炉”统统都顺利炼出了铁！

由于父亲优异的表现，光明日报社记者还专门采访了父亲，并在光明日报上用了两个版面来报导他的事迹。

3、亲自联系、带队，到各大企业“生产实习”

苏联的教学大纲中，有两项内容，父亲是十分肯定的：一项是课程设计，另一项是生产实习。对这两项内容父亲是十分重视的。他亲自出马，找到一汽，洛拖，上柴，锡柴，杭发等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工厂的相关人士，联系安排交大的学生去那里的铸造车间，进行生产实习。

每次实习之前，都做好了充分准备，编制实习计划大纲，确保让学生充分熟悉机械化大生产的全过程，包括工艺流程和生产线上的设备组合。

实习过程中，他会给学生们讲解，主要是启发学生将《铸造原理》等书本知识与生产实际中关键设备的工艺职能，结合起来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学生去发现生产实际中的不足，从分析各种废品着手；鼓励同学们独立思考，相互争论，刻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生产实习，使得学生开扩了眼界，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学生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交大铸造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都能及早“上手”开展工作。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许多大型企业的铸造工厂，很多是交大铸造毕业的学生当家。

4、主持全国高等院校铸造专业统编教材的编审工作

我的父亲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专业学会的常务理事。

1962年一机部召开审编机械类教材规划会议。我校负责“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的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我父亲担任主任委员。我父亲编写了《铸造用炉》。西安交大铸造教研室承接、参加了几门重要专业课程的教材编写任务。有《铸铁合金及其熔炼》等。

5、紧抓铸造行业难点，关键技术，开展厂、校联合攻关

五十年代中、后期政府提出了“以铸代锻”、“以铁代钢”的技术政策。球墨铸铁作为铸铁材料中的“新军”在国内开始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内燃机曲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零件，采用球墨铸铁材料比锻钢经济性、工艺性好，生产流程简单（且节能）力学性能优良。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材料，在生产制造工艺上，还需要有一个实践、开拓、探讨的过程。

1957年，无锡柴油机厂决定在他们生产的柴油机上，采用球墨铸铁曲轴。且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与帮助。经过协商，决定校、企联合开发。

父亲带领周庆德、陆文华等老师前往“锡柴”厂。共同研究方案，安排、参与各种生产性实验、试验。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最后，成功生产出合格的柴油机球铁曲轴产品。 此为国内首创。

1972年，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要生产大马力机车柴油机球墨铸铁曲轴，由于该曲轴长度较长，重量较重，有比较大的难度。该厂的铸造技术人员找到父亲请教。父亲决定采用一种比较创新的“铁模覆砂”（粘土沙）工艺，来确保曲轴本体材质致密，无缩松、缩孔。经协商决定厂、校联合开发此项新工艺的应用。（当时由教研室苏俊义、陆文华和我父亲吴之凤等教师及工农兵学员参加，以“开门办学”的名义，前往戚机厂。到厂之后，父亲与该厂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共同讨论工艺方案、工装设计。经过反复的工艺试验，最后成功采用“铁模覆砂”新工艺，生产出优质曲轴产品。厂方终于完成了国家任务。此类大型曲轴的铸造成功，亦为国内首例。

父亲还被誉为国内铸造行业“冲天炉”专家权威。作为专家参加了陕西铸造学会组织的西北地区一机行业的冲天炉改炉节焦活动。

6、国外技术引进、消化、普及

1978年，拨乱反正后，国家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科技活动均得到恢复。 这一年，全国铸造学会，举办了文革后“首届年会”。我父亲是筹备者之一。父亲考虑到我们搞了十年文革，与世界隔绝。

之前全盘苏化，工业水平是三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乘改革开放的机遇，去了解世界。

因此，此届年会，邀请了德国铸造工程师协会参加。德方派出了多名工程师参加我们的年会，做学术交流。 父亲通过与他们深入交谈，了解到国外当时的先进技术和铸铁材料治金学方面的新概念和新的技术应用。例如：铸铁“成熟度”、相对强度、相对硬度、合成铸铁等。

回来后，父亲马上与教研室陆文华等老师交流、讨论，充分消化了这些新知识。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修订我们的教材，要把欧洲这些已经成熟的先进理念，进入我们高校的教材。陆文华老师抓紧修订了原来编写的教材，使得78年进校的学生，在三年级的时候都用上了西安交大铸造教研室编写的新版《铸铁合金及其熔炼》，涵盖了所有最新的技术知识。

上述提到的这些新概念、新知识，对于薄壁高强度灰铸铁零件的生产制造，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在84年以后，在大众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吴之凤教授，是我们国家铸造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后半生也献给了国家的铸造事业。究其一生经历的脉络、业绩，可以看出他始终把他的心，与中华民族的兴旺联系在一起，总想着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并自觉地为之努力奋斗，孜孜不倦。

我的父亲虽然走了，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值此交大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应该继承“西迁精神”，记住西安交大有过这么一位出色的、真正的工科大学的教授——吴之凤，西安交大的金字招牌，有他发出的光。

希望现在西安交大的年轻教师们向他学习，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工科大学的教师！

也祝愿西安交大，为国家“2025中国制造”培养千千万万个工程师，作出杰出的贡献。

——子女：吴立强、吴幼仪、吴金兰、吴立昌敬上。

——执笔：吴立昌

完稿于2015年10月5日